3月2日，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了2017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。多位代表、委员聚焦儿童保护问题，就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完善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和业界专家建议，应建立网络儿童色情和网络猥亵儿童的举报和处理机制，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，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信息并实施从业禁止，加强对未成年人社会监护制度建设，建立处理儿童性侵案件“一站式”询问机制，建立受性侵儿童事后救援机制。

　　上海闵行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杨珍介绍，上海闵行区已经对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实施从业禁止，她表示，闵行区综合未保法、刑法、教师法等方面相关条文，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探索建立限制禁止从业机制。“这项制度启动之后其实得到非常广泛的肯定，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，主要关于立法依据、会不会对违法犯罪人员人权存在侵权情况。” 杨珍说，但是从立法上看，也确实比较欠缺非常明确针对性侵未成年人、对儿童防性侵机制建设的依据，所以特别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关注、解决。

　　对于法律依据问题，立法专家、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主任朱卫国表示，上海闵行区的试点实际上有现有法律根据，比如说《刑法》中有规定从业禁止的规定。“假如某人已经被判决从业禁止了，这个犯罪是具有主观恶性的犯罪前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聘任他当老师，是根据法律规定来操作的。但信息公开确实涉及到人权保护之间平衡问题，将来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制度建设。”

　　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雪梅表示，对性侵儿童犯罪分子实行性侵公开并进行从业禁止，现在浙江慈溪、上海闵行、江苏淮安等地，都有试行。“这项制度在全国推广非常有必要，也非常有可能。我们看到社会支持的声音非常高，这项制度在推广当中一定注意需要进一步完善。好的制度要有好的支持，比如这项制度可以引入专业社会评估，来评估什么情况下、哪些人要给予信息公开，从业禁止在什么期限内进行等。”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表示，有性侵犯罪人员危险程度比一般违法犯罪人员更高，所以隔离时间更长，需要对他监管限制更多，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适性做法，需要很好地借鉴、很好的学习。对于全面探索实施的难点，他认为，中国一方面地域非常广泛，又是呈现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梯度发展的格局，“讲到底真正做到信息公开、真正筑起防火墙有难度，这也是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和逐步完善的过程，我认为至少在发达城市首先要做。”

　　“关于儿童性侵问题，包括家庭暴力、校园欺凌等，无论国务院和各个部委、地方都发布很多政策，但现有情况来看，这些政策落实不够。所以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来修订，一定使它成为真正有效、能够更有力执行的‘硬法’。”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，“让每个孩子健康、快乐成长，也是培养国家建设领军人才和民族复兴的根基，所以保护儿童在战略高度上应该放得更多。”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，现有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对侵害儿童的罪犯惩罚力度太弱，只有严刑峻法才能遏制侵害儿童的犯罪，否则犯罪者永远不会主动止步。“关于儿童性侵防范问题，在农村领域这方面难度更大，尤其是贫困地区，留守儿童，特别是留守女童受到侵害的概率更高。我今年在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修改方面，在儿童尤其农村女童方面，会提更多的建议。我也想通过这份努力，让更多孩子能够幸福成长。”赵皖平说。